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武汉市长阮成发日前表示，武汉作为辛亥革命的发源地，目前正投资两百多亿元人民币筹备庆典，打造辛亥革命百年标志性纪念景区、全面修缮历史遗迹、扶持纪念辛亥革命相关文艺作品和举办大型文艺晚会等。

　　一个九百万人口的城市，却要拿出两百多亿元进行辛亥革命百年庆，平均每个市民要分摊两千多元，这的确是大手笔，但有这个必要吗？这又是否有违孙中山当年的本意呢？

　　事实上，类似这种借历史搭台，藉死人争光的事件在内地并不少见。单单河南一省，除举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外，还将举办拜祭太昊伏羲大典、神农坛拜祖大典、颛顼帝喾陵祭祖节、祭祀盘古大典等公祭，大发祖宗财。但这些商业祭祀，除了证明官员的鼠目寸光外，还能说明甚麽？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促进中国走向共和，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百年之后，后人缅怀先烈，激励来者，确有必要。但这场庄严的纪念活动，说甚麽也不应成为一场城市建设和形象工程的盛宴吧？难道建设所谓「标志性纪念景区」，就能体现出纪念的「隆重」吗？

　　所谓的纪念，重要的是精神的传承和理念的发扬。辛亥革命的政治主张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和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早已完成，而孙中山提倡的「民生、民主、民权」问题，百年之后却还远远没有落实。

　　就以武汉市豪掷两百多亿元搞纪念活动为例，如此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有没有得到市民同意？有没有召开听证会论证？政府直接拍板决定，这有何民主可言，又让武汉市民作何感想？为何花这麽多的钱，连百姓基本的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都给忽视了？如果说民生问题，武汉当局又何必用巨资打造政绩工程呢？与其铺张浪费，还不如将这些钱投入到安居工程，让人人住有所居，或者加大社会保障基金支出，让百姓老有所养。

　　更恶劣的是，前几天，武汉黄陂区发生一起惨桉，一名七十岁的老妇人在阻止拆迁方施工的过程中被人棒打后摔入沟内，被挖土机剷土活埋。为了城市建设，居然将老百姓活埋，与孙中山当年的理念截然相反，这样的政府又有何资格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庆？如果纪念活动是以残民为代价，那些辛亥革命的先辈在九泉之下恐怕亦难以安宁。请武汉官员准备大洒金钱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庆之前，先将孙中山先生的好好读一读。

　　很明显，武汉大动干戈、大兴土木搞辛亥革命百年庆，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巧立名目，趁纪念之机，复兴古城，招商引资，搞城市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邀请上级官员视察，为官员升迁打基础。

　　内地有毒食品层出不穷，製毒工艺愈来愈先进，令人毛骨悚然。毒食品氾滥成灾，中华民族将面临重新成为东亚病夫的危险。

　　白米、麵粉和食油是老百姓的基本食品，但内地媒体报道，用毒油抛光大米，在食用麵粉添加工业漂白粉，以及用霉花生、油菜籽榨油等已成为潜规则，老百姓每天进食相当于吃毒物。

　　加了豆油的米因油脂易酸败，食用后会令肠胃受损，部分黑心业者更用有毒工业油抛光大米，食用后轻则影响消化和神经系统，重则危害性命。而民众吃下添加漂白粉的麵粉製品，会刺激侵蚀胃肠道黏膜，对人的肝、肾和血液系统有长期的损伤。还有黑心业者收购发霉花生、油菜籽榨油，製造过程中又加入廉价的消泡剂令油变清，食用这些劣质油会致癌。

　　连大米食油这些基本食物都沦为有毒食品，中国老百姓还有何食物可放心吃？中国人的身体又怎能健康？生活在中国，刚出生吃三聚氰胺奶粉，长大之后吃漂白粉麵粉，吃毛髮酱油，吃化学鸡蛋，用地沟油，有毒食品无孔不入，防不胜防。中国人一辈子都与有毒食品亲密接触，未老先衰。

　　世界衞生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曾发表一份报告，估计中国每年最少有三亿人由于食品有问题而致病，诊治这些病，每年要花逾千亿元人民币。也有专家估计，中国约三分之一癌症患者是吃出来的。

　　过去，西方向中国贩卖，毒害中国人民的身体，使中华民族沦为东亚病夫；如今，有中国特色的黑心食品，又一次吞噬中国人的健康，使中华民族出现再度沦落的危险。西方贩卖时，中国人还有拒绝的自由，而现在几乎无食品不含毒，老百姓根本没办法抵挡，没办法躲避，在不知不觉中被迫长期吃毒，沦为病夫。

　　从某种意义上说，奸商生产和贩卖有毒食品，相当于是对中华民族的慢性集体大屠杀，是一场灭族行动，而失职的政府官员，则是这些奸商的帮凶。中华民族没有毁灭在西方的攻势下，却有可能毁灭在本民族的败类手中。

　　食品安全屡出问题，政府难辞其咎。一直以来，当局以GDP为导向，只注重发展速度和财政收入，对百姓的身心健康置若罔闻，所谓以人为本，根本没有落到实处。高官们在制度下，享受绿色安全的食品，完全不在乎老百姓被毒食品所困。

　　其实，若要保证食品安全，也很简单，对那些奸商赶尽杀绝，不仅要追究他们的经济责任，而且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让他们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而包庇放纵奸商的官员与其同罪处理。重典之下，谁还敢以身试法？

　　随着美元持续贬值，自去年三月起，坐拥巨大外汇储备的中国政府已部署优化外储组合。由于中国外储组合中，美元资产估计高佔近七成，内地有意减少外汇储备中的美元份额，冀透过分散投资以减少单一投资比重过高的风险，是自然不过的事。

　　虽然去年底内地罕有地淨减持美国国债，然而，内地如何可以为巨额外汇储备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可谓煞费思量。环顾各种选择，曾经是各国货币发行量基准的黄金，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金价去年更曾创历史新高，具备一定升值潜力。

　　事实上，持金量在世界排名第五的中国，过去数年已默默增持四百多吨黄金，令黄金储备增加至逾千吨，以增幅计达六成以上。不过，内地高官对继续大量增持黄金，以分散外汇储备投资风险，却非常有保留，认为黄金不可能成为外汇储备投资的主要渠道。初看有点言行不一，其实有一定道理。

　　首先，内地目前持金量仅一千多吨，即使短期内倍增，黄金佔储备比例只不过由百分之一点几提高到百分之二点几，对于分散风险的实际作用不大。其次，在以民为本的精神下，内地若贸然大规模购金，肯定会推高国际金价，而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黄金消费国，金价急升的苦果，自然由内地老百姓亲尝，试问谁敢造次？

　　除上述两个原因外，最大的考虑相信与美国仍为最大黄金持有国有关，若推高金价，最大受益者必然是美国。话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兴的「金本位」制，黄金储备一度佔全球储备比重逾九成，到一九三一年大萧条时，为增加货币供应稳定价格水准，大多数国家选择放弃金本位，纷纷将黄金卖给美国政府，以换取相对较值钱的美元。由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年，短短数年间，美国的黄金储备由近九千吨增加到近两万吨，虽然其后减持，目前仍是全球最大的单一黄金持有国，坐拥庞大的黄金储备。

　　坦白说，中国外汇储备在资产配置上，早前已强调分散风险，投向美元、欧元、日圆和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但从最近部分欧元区成员国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据加权货币指数显示，美元自一九七五年以来，即华府宣布放弃金本位后四年，兑十个贸易伙伴货币的加权汇率维持平稳或录得轻微升幅，相反英镑及加元在期内则大幅贬值，证明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美元强势已去，实属假象。

　　无论如何，内地外汇储备持有的美元资产，比重实属过重，难也好，易也好，亦需谋求善法分散投资。藉着成立更多类似中国投资公司的主权基金，伺机投资适合的企业及资源类项目，其实是颇佳的选择，但当中要计算的投资风险绝不简单。当然另一个更有效的做法，是鼓励各贸易伙伴以人民币或当地货币进行结算，但这条似乎是更遥远的路。

　　相较于「政府工作报告」、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往往被认为最不重要，也最无实质内容的。

　　虽然全国人大被标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但从委员长昨天所作报告中多番提到的落实各项方针路线，「确保如期实现党中央提出的立法目标」等词句来看，这一最高权力是何等地具有中国特色，就不言而喻了。

　　建政之初，并无人大这一机构，而是以全国政协「暂代」议会。直到1955年才召开首届人大，但人大一直被视为「摆设」，甚至连橡皮图章都不如，以至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中间隔了十多年人大竟未开过一次会议，形同被废。文革结束后，虽然开始重视人大这一机构，但只是作为一个官员退休的酬庸职位，人大委员长彭真、万里虽地位尊崇，但都不是。直到1993年乔石接掌人大后，人大的实质地位才有所提升，全国人大的工作人员中至今提起当年「乔老爷」对人大地位的提升仍津津乐道。乔石的继任人虽然在总理任上因「」官声不佳，但其在人大委员长任内，对提升人大地位也不无贡献，起码，人大委员长在党内的第二号地位，是由其奠定的。

　　昨天的人大常委会报告，也不是全无内容，其中透露了一些信息，如今年要起草制定的新法例，包括行政强制法、增值税法和车船税法以及人民调解法、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涉外民事关係法律适用法、自然遗产保护法、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法、社会救助法等。要修订的法律包括代表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行政监察法、预算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水土保持法、职业病防治法、预备役军官法等法律。

　　而今年上半年，为配合编制「十二五」规划，人大将就国民收入分配、经济结构调整等多个课题，开展专题调研，向中央提出意见建议，也为明年人大会议审查批准「十二五」规划纲要做准备。

　　在报告中特别申明，「人大依法按程序集体行使监督职权，不代行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不直接处理具体问题。」但在报告中反覆出现多次的「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可谓颇具特色，特别强调「深刻认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本质区别」，在与西方国家议会交往部分，亦重申反对「以和宗教信仰作幌子支持或变相支持『』、『』、『东突』」。其意识形态色彩与强调「和谐世界」的政府工作报告，似乎是大异其趣。

　　爱国的表现有很多种，不投反对票虽不至于像叛变泄密那样“不爱国”，至少也算得上“误国”了。只要真心为民谋福祉，为国家发展出谋划策，投赞成票、反对票、弃权票都是爱国的。一些代表委员的水平，真该好好提高一下了。（姜来）

　　“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因为“我热爱这个国家”，全国政协委员、着名主持人倪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如是表述。（3月7日《 华商报》）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而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形式就是举行“两会”，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讨论决定国家大事。代表委员在“两会”应该行使决定权、批评权、监督权、质询权等等。无论是政府工作，还是选举政府工作人员，都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也可以弃权。而且，这已经不是个人在行使权力，而是受人民的委托。如果一个代表、委员在“两会”上，只是投赞成票，从来不投反对票，也不弃权，则是一个大问题。从小处说，这样的代表委员肯定不合格，辜负了人民的重托；而从大处说，也让我们的国家根本制度架空了。如果所有的代表委员都这么做，我们的“两会”根本没有召开的必要。

　　倪萍为什么从来“不投反对票”，也“没有弃权过”？我们原来的估计，可能由于政治水平比较差，确实缺乏判断能力，于是只能凭着朴素的感情，高度信任政府，对于政府的意见采取一律赞同的态度。可是，她又说，“我热爱这个国家，我没有弃权过。”这就有了另一种答桉：她的“不投反对票”“没有弃权过”是因为“爱国”。这倒是很雷人的说法。代表委员对于国家的方针大计，不管自己懂与不懂，也不管自己是否赞成，都一律表示赞成，这正是对国家很不负责的表现，何谈爱国？不仅与爱国实在风马牛不相及，简直南辕北辙。难道那些投了反对票、弃权票的人都是不爱国？这样的政治水平，应该在一个初中生以下。

　　中国的民主政治推行了60多年，到今天居然有人把“不投反对票”作为爱国的表现，这可能不是某个人的悲哀，而是民主政治的悲哀。从1954年开始，当了56年人大代表的申纪兰也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50多年后的倪萍居然还是因为“爱国”而不投反对票。看来，推进民主政治，真得从普及ABC开始，从而让倪萍们懂得，在“两会”上提出批评建议，包括投反对票和弃权票，和汶川地震后捐款100万一样，都是崇高的爱国行动。

　　连日来，中国“两会”代表审议施政报告的场景占据了大陆电视台画面。笔者注意到，不少代表还是说着多年来的陈词老调，对政府工作报告充满赞歌，并强调一定要深刻学习领会施政报告的精神，认真做好贯彻传达工作。中国依法治国方略提出十多年的今天，代表们的意识依然如此“惶恐”，让人不禁有时光倒流的感觉。

　　首先，代表是来“审议”而不是来“学习领会”施政报告的。人大代表职责是参政议政，代表人民来监督政府，行使最高权力，审议和决定国家的大政方略。人大代表应当对报告进行审议，指出报告本身是否实事求是、真实可信，解决问题的方桉和对策是否可行，以及还有哪些不足、如何改进。用“学习领会” 来代替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显然颠倒了人大代表的权力行使者和监督者的位置。因为“学习领会”是下级学习上级的精神，而全国人大代表则是最高权力行使者，应监督政府，而不是作为政府的下级来聆听指示。

　　其次，代表也别忙着急于“贯彻传达”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无论怎样实事求是，无论提出的政策和措施多么得人心，毕竟还是没有经过全国人大批准通过，还不能说是正式的政府决策措施，代表怎么能对这样一个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急于“贯彻传达”？

　　事实上，像这种代表意识不在状态的人大代表、委员还很多。比如政协委员倪萍近来接受采访时自豪地说：“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其实，作为政协委员也好、人大代表也罢，要根据选民的利益和自身的公正立场来对待大会的表决，无论是同意还是反对，只要是经过深思熟虑都是无可厚非，“从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有什么可值得自豪呢？

　　正是基于这种对代表、委员代表意识缺失的担忧，才会有学者在微博上留言说：问问部分委员们，当您坐下，面对主席台，哪边是反对的按钮？左边还是右边？

　　今年，“官员代表”的问题没有像前些年成为热点话题，但代表们这种又是“学习领会”又是“贯彻传达”的表态，与“官员代表”的身份不无关系。作为“官员代表”，他们既是人大代表，同时在政府阶层中是下属，因此，他们很容易将报告当作上级机构下达的指示和决议，而不是需要讨论和审议的文本。

　　2009年全国“两会”时间，到内蒙古代表团参加小组审议。来自通辽市的农民代表顾双燕在讨论中表示，作为一个代表，要把农民的烦心事讲给总理听。但顾同时羞涩地强调：“我讲出来供您参考，不是要求您。”听后立即纠正，你是人民代表，你有权要求我。作为被监督者的中国总理，不但表达了他接受监督的气度，而且也帮助代表们厘清了代表职责，那就是有权和有责任来要求政府和监督政府。

　　笔者希望人大代表们好好回味的这一番话，都拿出些勇气来，认真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多挑些“刺儿”，也要敢于行使“我反对”的权利。

　　台湾报道，拥有不少体育选手及明星的政协委员，藏有不少帅哥美女，在巩俐因入籍新加坡未再入选政协委员之后，全国政协委员刘迎霞就夺走最美政协委员的称号。

　　刘迎霞在○八年初次成为全国政协委员，那一年两会就抢走其他代表风采，她更是大陆改革开放下的受益者。

　　身家高达十亿元人民币的她，拥有建筑工程师执照，十五岁从军，二十岁靠着家人帮助，创办哈尔滨翔鹰集团。目前翔鹰集团主营城市供排水、路桥建设等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并且以镁合金新材料研发生产，镁矿开采为新业务，旗下员工千余人。

　　相较其他打扮俗气的女政协委员，刘迎霞总是穿着亮丽，她在本次两会也强调，女生在职场不能乱穿。

　　大陆媒体喜以「中国最年轻女硕士富豪」、「最美政协委员」称呼刘迎霞，台湾则有媒体以大陆陈敏薰来称呼她。打开大陆报纸，模特儿级脸孔的女性能以商人身份成为政协委员，并呼吁政府多帮助民营企业，都显见大陆的进步及多元化。

　　周一本栏指，中国二○一○年国防预算增幅从去年的百分之十五陡然降至百分之七点五，打破二十年来的两位数增幅，北京军方军事现代化的雄心受到严重挫折。笔者相信，这个观察是符合实际的。

　　有趣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载文《中国军费传递和平发展讯号》，指专家认为，这次公布的军费预算是更有力的讯号，表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没有打算将重点放在武器与军事建设上。连日来，北京也多番传出这样的声音。

　　笔者很奇怪，怎麽会有这种逻辑？你减低军费增幅是传递和平讯号，那麽你增加了军费是否就是传递要打仗的资讯呢？人家一直说你加军费是「」，现在你莫名其妙说降低增幅是传递和平讯号，不就反证了人家说对了吗？

　　去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报告说，○八年美国仍是世界最大军费开支国，而中国升至第二位，但仅及美国的八分之一。笔者曾论述「中国军费世界第二的喜悦」，主要论据是中国军费开支大了，说明经济实力增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前国防部长张爱萍等军队领导人不满军费下降，无力更新装备，上书，老邓批示「军队要忍耐」。当年军委扩大会议中，老邓要求军队顾全大局，并承诺「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那时中国穷，想搞国防现代化也挤不出钱来搞，那丁点国防费只是「维持费」、「吃饭费」。改革开放走完第一个十年，有了一点积累，才开始补偿性追加军费。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七年年均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五，从一九九八年到二○○七年，中国国防费年均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九，直到今年才降为单位数。

　　现在回头看，说「中国军费世界第二的喜悦」，好像太狂妄，不是韬光养晦，容易被人家抓辫子。既然加军费了，更应夹着尾巴做人，但笔者绝对反对「和平讯号论」。事实上，中国开支、军费如何使用，完全不必按人家的指挥棒行事，该加就加，该减就减，绝对不是加了就是「中国威胁」，减了就是「和平讯号」。北京某些宣传大员也要学些起码的逻辑。

　　笔者认为，在军费开支问题上，北京只要说清两点就可以了：一、中国过去「不称霸」，不谋求世界霸权，不侵略别人的领土，将来强大了，也不侵犯别国的利益，但中国的领土和核心利益也绝对不侵犯；二、中国幅员辽阔，维护安全任务繁重，必然要有相应的军费开支。中国的GDP快要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日本有美国庇护，那中国军费相应地排第二是再正常不过了。

　　元老之女李小林接受北京的中国广播网访问，谈到了在美国留学经验以及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全文如下：

　　李小林：我是在1982年和1983年，在美国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美国历史，并拿到了硕士学位。

　　李小林：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当时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在方方面面可以说和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今天这么开放。我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只有一位美国老师，早晨只能听到自己的英文广播，也没有这么多的电影、杂志、书刊、报纸，所以学习的条件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封闭的，突然一下到了美国，我们的教学体制和美国的体制也完全不一样。

　　我为什么说美国的读书经历对我一生当中都非常重要呢？美国的教育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鼓励你创新，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守旧”这个词，大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寻找着自己发展的道路，所以最大的印象和体会就是美国的教学，是鼓励人们创新的一种教学体制。

　　李小林：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些是属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有些是属于双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比如贸易的摩擦问题。只能这样讲，作为我们多年来从事中美民间交往的人士来讲，我们认为民间交往的力度应该进一步加大。因为美国的国会议员是民选的，美国的总统也是民选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代表着美国的民众和国家的利益的，我们认为我们应该代表我们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就发生了一些碰撞。双方还是应该冷静下来，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但是这也说明我们在宣传上和一些民间交往上的力度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加大。

　　李小林：我们大概在4月份准备带第五批“实话实说代表团”去美国，但是它不是崔永元的那个“实话实说”，而是我们的“工人、农民进国会”，到国会议员那里去进行交流，我们准备带我们轮胎厂、纺织厂的工人到美国。

　　我们就是想不明白，你的经济不好，怎么能够无缘无故赖到我们中国产品的头上？我们觉得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实际上也是美国人民的需要，你即使不用我们的产品，也可能去用印度或者其他国家的，也并不能提高你们自己的就业率，解决你们的失业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把所有不好的问题都扔到中国这个“筐” 里头，我觉得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我们也让我们的工人去讲讲我们的感受，我们在中美贸易的平衡上实际还是做出了不少贡献的。美国曾经有一个作家写过“没有中国产品的一年，他将生活在沙漠里”，其实中国的产品已经深入美国市场，也很受美国人民的欢迎和喜爱，但是不要把它意识形态化。美国历来讲自由贸易，为什么这个时候就不自由贸易了，就搞贸易保护主义了？我觉得他这是双重标准。

　　主持人：外界都说主席是一个“不倒翁”，行事比较低调，他这种做事的风格对您有多大的影响？

　　李小林：我父亲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争名也不争利，他永远把国家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上，有很多东西我们越活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越往回看就越觉得他很伟大。有人说他是“不倒翁”，毛主席还说他是“将军不下马”。他的西路军可以说当时在甘肃的倪家营子一带打得非常残酷，就剩下五、六百人，我父亲把他们带回到延安。倪家营子那个地方几乎没有什么树，马匪骑兵非常厉害，红军那个时候是单衣单裤，连续三个月没有一天吃过一顿饱饭，或者没有一天能睡一个安稳觉。这样的话我觉得一天两天可以，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都是这样，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

　　最主要是他带着五、六百人回到的延安以后，被连降了六级，从一个军政委降到了一个营长，要换了一般的人根本就觉得这个事情太想不开了：冒着生命危险把队伍带回延安了，但是最后还受到这样的处理。最后毛主席听说以后说这样对他是不公平的，又把他恢复到新四军五师当师长，他去的时候只有两、三个人，没有两、三年的时间就发展成几万人，又发展出一支革命队伍来。

　　我爸爸一生从来都无怨无悔，他心里当然也不会是非常接受这样的现实，但是他从来也不多说什么，只是通过组织反映自己的想法。这次在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就把这一段历史充分肯定了，说他们是执行中央的指示，而不是为了分裂主义路线，我们非常感谢对他这一段的历史给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界定。

　　中原突围又是一段故事。我们三万人拖住了三十万人，有人说这是打响了解放战争的第一枪，毛主席当时是以为中原这一力量要被牺牲了，因为太多军队了，但是没有想到我父亲带着这三万人突出来了，毛主席就觉得我父亲还是有指挥才能的，所以毛主席就讲他是“将军不下马”，还是很欣赏他的才能和为人，以至于在1949年中国解放以后，我父亲是第一任湖北省省长、省委书记和军队的一把手。

　　毛主席非常会用人，从哪里来，就把他派到哪里去，就像我们会长陈昊苏的父亲陈毅元帅，就派回到上海当市长；彭真就是在北京市当市长，从哪里来的，都给你布置好了，所以我父亲到了湖北以后，很快就把百废待兴的这种局面打开了，包括解决粮食问题、土匪的问题、水利建设的问题，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很了解当地老百姓的情况。湖北省“荆江分洪”也是我父亲当时的一个成绩，所以毛主席就在1954年的时候决定让他到中央任职，主要是让他当财政部的部长。

　　我爸爸只念过三年私塾，而且他跟我说“我在抗大的数学根本不及格，只得了2分”，但财长是整个中国的财政都要他来管，所以我爸爸就坚决不干，后来毛主席就说了“你不干，那我只好把宋子文请来了。”我父亲才赶鸭子上架当了这个财长，没想到一当还当得挺好，连当时的后来都说“当时我真替他捏一把汗，没想到他还真管得挺好”。

　　李小林：对，我爸爸这个人是农民嘛，历来都认为自己是农民干部，他总在讲打仗他是跟元帅学习的；理财是跟陈云学习的；外交是跟周恩来总理学习的，他把他们视为自己的老师，最主要的还是紧跟着主席，作为第一代的领导核心，他非常尊敬毛主席，这就叫理想和信念。

　　李小林：对，我已经回到北京了。我爸爸这个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来不跟家人谈国事，他当时就讲，最大的保密就是你啥也不知道，不跟你说任何事，你就保住秘了。当时的情况我们真的不是很了解，因为他从来不在家里谈国事，在家里就谈家事，不谈国事。后来在讲话里面也做了一个很好的界定，说他和当时的主席、元帅在粉碎“”的时候起了重要的作用，使复出，我们改革开放才能像现在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李小林：我爸爸这个人在家里从来也不多言多语，而且要求我们也非常严格，你看他每天都在沉思，好像在想着什么事，但是你很少看到他有非常高兴的时候，他开怀大笑的时候比较少，所以我们也不敢多说话，这是事实，你问我哥哥姐姐他们都会这么讲。

　　李小林：对，我写一篇文章《大爱》，因为我父亲说“你们谁敢经商就打断你们的腿”。我曾经跟他吵过一次，也不叫吵，就是争执，我说“你又不许我们当官，也不许我们出名，还不许我们经商，那我们怎么活着？除非你把我一辈子放在你的战车上让我跟着你走”，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可是他确实在那个时候，在很多人都在经商的情况下不允许我们经商，所以我们家的哥哥、姐姐、我，我们都没有经商。

　　李小林：因为他觉得往往一经商，人家就会觉得有“权钱交易”，容易使老百姓感到心理不平衡，觉得你们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你总比别人享受更多的优惠。你想我爸爸当财政部长，管计划、计委后来又管外交，有多少个文件和项目是从他手里批过去的？如果我们那个时候要是说去搞点不正当的，那还是很有条件的，可是我们家确实没有一个人去做这种事情，大家都觉得那就是国事，跟你家里没有任何关系，家里人也不应该参与任何这样的活动，所以他要求我们非常严格。

　　正值中国大陆召开一年一度的“两会”，据中国官方媒体网站的调查显示，民众今年所关注的“两会”十大问题中，反腐倡廉持续高居首位。

　　有报道称，超过半数参与调查的网民认为，中国腐败高发主要原因是惩处力度不够，对贪腐官员震慑度有限。2009年，在中国进行的大规模反腐行动中，包括原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在内的15名省部级官员因违法违纪被查处，成为60年来高级别官员落马破纪录的一年。

　　平日里难得闲暇，加之自己的胃口比较挑剔，平时我很少看电视剧。家里安装的麒麟电视机顶盒，基本上都是家人的专利——家人经常看电视剧看得饶有兴致，而我则主要看一下CCTV-4和凤凰卫视的一些新闻和纪录片。

　　前些天，妻子看麒麟电视的节目推介，说《铁齿铜牙纪晓岚Ⅳ》要在凤凰卫视美洲台播出了，非要拉我一起看看。张铁林、王刚和张国立三个同龄人轻松搞笑、又不落俗的表演，透着睿智、风趣，让我一集不差地看完了。

　　在电视剧里的和珅为什么没有引起观众的反感，因为那些伤天害理的坏事大多是别人做的，他做的最多的就是充当贪官污吏的保护伞，而且他还清楚地意识到，当他无法给人提供保护的时候，就立刻灭掉这个人，以换来自己的安全，博得皇上的好感。这是“最高明”的贪官。

　　在电视剧中，他自己不动手，钱照样有人送。和珅为了不给人留下口实，在教授贪官如何害人的时候，从来不直言明说，而是靠 “点拨”。比如有一集他给甘肃总兵夏德赫出主意让他杀掉杜小月，他的嘴里连一个“杀”字都没有，最后还一直说“我可什么都没说”，这样即便将来夏德赫不幸落在纪晓岚或者皇上手里，也抓不到他的任何证据。这就是他的谨慎狡猾，纵然聪明如纪晓岚，也照样拿他没辙。

　　我觉得看这部剧，最有看头的还是接当时官场上的一套，来影射当代社会上很多现象。我记得珅说过：做贪官比作清官还要容易，做贪官只要防着皇上一个人，做清官却要防备着所有人。太精辟了。在中国官场上，我相信：有不少纪晓岚，但是更有很多和珅，大家给他们对对号入入座吧。

　　我佩服张国立、张铁林和王刚组成的“铁三角”的演技，他们之间的斗智斗嘴相比前三部戏份更重，张国立、张铁林和王刚之间更显默契，表演也都是轻松自如，驾轻就熟——那一举手，一投足，那一个眼神，一个做派，都那样从容自得，出神入化。打破了以前简单的、说教般的忠奸概念，而把很多感情的、人文的因素吸收了进来，让古代社会不再那么遥远、陌生，反而变得多元、立体起来。《铁齿铜牙纪晓岚Ⅳ》和前三部比较起来，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王刚饰演的和珅依旧很出彩，而且更加老道，更加得心应手，尺度、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不得不承认，和珅越来越聪明了，煳弄皇上时两面三刀、欺瞒下属又转瞬即变、坐地收赃却不露声色，王刚把和珅演成了一个难言爱恨的纠结人物——时而可怜盖过可恨，时而可恨一扫可怜。“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一句流行语言天衣无缝地和当代话语对接，也为忠奸斗抖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喜庆“包袱”，让人忍俊不禁。

　　张铁林饰演的乾隆皇帝很仁爱，很大度，许多事情他不是不明白，而是在装傻，为维护皇权装傻。张铁林在“装”字上做足了文章，含而不露，意代言宣的陈述中，既不失皇帝的威严，又充满了明君的智慧。

　　可以说《铁齿铜牙纪晓岚Ⅳ》是一部难得的好戏，是它串起了我的关于《铁齿铜牙纪晓岚》系列的快乐记忆。希望麒麟电视能多播出这样的电视剧，带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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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俨如罪恶城，屡爆飞车党抢劫、掳人勒索等罪桉外，前日有整幢旅馆被洗劫！十多名匪徒假扮旅客租房，至凌晨时分控制旅馆职员，夺去房匙后逐间房门打开，揪出住客綑绑洗劫。据悉，匪徒手法专业、态度嚣张，三小时完成搜掠，砸毁闭路电视、带走电脑主机，还边抢劫、边唱歌。有港商指东莞治安恶化，令人心惊。

　　遇劫旅馆位处的长安镇乌沙环，每天房租仅约三十元，吸引不少旅客入住，经常爆满。旅馆老闆晏路华是江西人，其儿子晏旺说：「也许匪徒看旅馆常常爆满、人多，所以才来下手！」 据悉，犯桉匪徒约为十一人，周日假扮旅客租住三间房，入住后伺机行动。

　　周日凌晨二时许，匪徒讹称房内电视故障，要值班员工查看，职员甫进门即被五名匪徒压倒地上。其馀同党到接待处取走各房锁匙，逐间房门打开，开不到的就乾脆踢开。有匪徒手持半米长大刀，亦有以铁棍、电棒迫令各人就范，有匪徒更声称有枪。

　　旅馆共有二十七个房间，除匪徒入住的三间外，其馀二十四间房共有五十多名住客。匪徒以电话线、电视机线将五十多人綑绑后，集中到一间房洗劫，反抗者被毒打，多人头破血流。遇劫房客说：「人被集中起来以后，匪徒就逐个房间搜掠，钱、手机等值钱东西都抢走，还逼我们讲提款卡密码！」

　　据称，匪徒看似普通民工，犯桉时态度嚣张，连面罩都没戴。有房客称，匪徒表现轻鬆，有人边打劫边哼歌，还在众人面前商议是否要同时打劫紧邻出租屋。有匪徒准备离开时，还不忘致电老婆报平安。

　　劫桉从凌晨约二时开始，持续三个多小时。老闆娘郑海英说，匪徒离开前砸毁闭路电视镜头、电视机，还把监控用的电脑主机掠走。各人估计匪徒离去后，郑海英挣扎爬出门外求救。

　　李小姐（士多东主）现在抢劫真的很凶，我晚上会留守店舖，会多加上锁，因担心贼人入屋后会伤人。

　　霍先生（商店老闆）以往多听说路边抢劫，想不到现在会入屋这麽疯狂。我对东莞的治安太失望，如果不是为生活，早就回老家。

　　东莞市公安局和长安分局的领导高度重视本桉，有消息称，旅馆附近有士多的闭路电视，拍得其中一名匪徒买烟的样子。警方前晚已经迅速破桉，捕获十人，仍有一人在逃。据悉，此集团涉及数宗同类劫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