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塔尼亚胡的关注点则是自己的政治生存，他绝不会自愿下台。以色列人民站起来并带来变革的时机已到了。

  在经过了数个月在加沙的战争之后，两个不同却同样精准的以色列的画像浮现了出来。一方面，这场战争已经展示出了以色列国防军的战术优势，在其军队成员中激发了高度的一致性，并且凝聚了仍被10月7日哈马斯所造成的集体创伤困扰着的以色列公民。在另一方面，这场战争却也展示出了以色列政府举步维艰般的战略无能，和其令人震惊的领导力真空。执政联盟的成员在重大决定上拖拖拉拉，在战争走向上不能互相合作，还攻击资深以色列军官，并在处理与美国这个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的关系上，展现出了一种令人尴尬的冷漠和混乱。

  这是对于以色列历史上自从1948年独立战争以来的最危险的时刻来说不可行的治理方式。以色列需要的是大卫-本-古里安（以色列开国总理---译者注）的冷静、坚定和富有远见的决策。然而，眼下以色列所有的却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自恋、弄权和短视的处理方法。

  这场领导力危机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拜登政府已经向内塔尼亚胡提出了一个战后区域秩序的方案，这个方案将消除哈马斯威胁以色列和统治加沙的能力，将这一区域置于一个“重新充满了许多活力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有阿拉伯国家的协助）的控制之下，同时正常化以色列—沙特关系，并建立一个正式的美国—沙特防御联盟。这一切都取决于以色列同意以实现两国方案为长期目标的政治进程，而这一进程是与美国友好，并反对伊朗及其伙伴与代理人的阿拉伯政府们所支持的。这一愿景所属的政治进程将最终建立一个强大而安全的以色列，并基于共同承认的、安全的国境线之上，与一个稳定的、去军事化巴勒斯坦国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为邻。

  自从1996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已经四次在原则上接受了这个目标，但是却总在将其付之行动的时候冻结。拜登现在已经给了内塔尼亚胡一个严峻的选择。他要么可以搭上美国所支持的加沙的“日后”并让以色列有所保留。要么他可以向他那些种族主义和有弥撒亚狂热的极右翼伙伴投降，而这些伙伴在寻求吞灭巴勒斯坦领土并拒绝任何关于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提议，无论是基于什么样的条件或是在多远的未来。

  如果内塔尼亚胡默许了华盛顿的提议，他会面临失去那些极右翼人物支持的风险，这将宣告他政府的终结。如果他持续拒绝拜登的处理方案，内塔尼亚胡则不仅可能将以色列拖入加沙更深的泥潭、还会引发第三次西岸大起义、并进入另一场同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武装的战争。除此之外还会严重伤害与美国的关系，而以色列正依赖于美国来提供弹药、金融帮助和至关重要的外交支持，也将威胁到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一协议正常化了以色列同巴林、摩洛哥、苏丹和阿联酋的关系（并且还带来了沙特阿拉伯加入这一群体的希望），甚至会让人忧虑以色列同埃及和约旦间长期的和平关系。这些后果中的任何一个都将是致命的，而任何这些后果的组合发生都会是历史性的灾难。

  拜登在等待答案。一些美国总统的顾问在担忧，基于经验，内塔尼亚胡会尝试欺骗所有人直到11月美国大选结束。他会用英语公开宣称他已经准备好了讨论拜登的提议，并修改他自己刚刚展示出的方案，但会私下里要求白宫顾及他的政治困境，不要反对他或公开批评他。同时，他会用希伯来语向他的极右翼盟友低语：“不要抛弃我。我欺骗过奥巴马，欺骗过特郎普，我也将欺骗拜登——我们将会挺过去，相信我！”这是经典的内塔尼亚胡做派——这对于拜登来说不好，而对于以色列来说更糟。

  唯一可避开内塔尼亚胡带领以色列陷入长期区域战争并欺骗以色列政府和公众的做法就是大选。亚伊尔-拉皮德（领导着最大反对党的政治家）、本尼-甘茨和加迪-埃曾科特（他们二人在同意加入内塔尼亚胡的10月7日战时内阁之前都是退役将军，并成为了内塔尼亚胡的主要政治对头）应该呼吁不迟于2024年6月举行大选。一个协作的反对阵营应该基于承诺将有条件接受拜登的提议之上运作。他们该对拜登说“可以，但是……”，同时他们应该明确地对内塔尼亚胡所押注的种族主义者和弥赛亚狂热分子说“不”。

  这个“但是”是至关重要的。在同意拜登的方案前，以色列应该坚持一系列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是关于安全议题，而有些对于华盛顿来说可能难以接受。然而，拜登的方法是能让以色列回归到现实、可行和可持续的行动轨道，并让其重新站上道德制高点的唯一方案。而以色列在内塔尼亚胡治下早已失去了道义优势这一至关重要的特质。

  在战争早期，一个战略评估能明确以色列的目标并允许自洽连贯的计划和执行。但到今天，内塔尼亚胡一直忽视开展评估。正如曾任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的埃曾科特最近在一封信里对他的战时内阁同僚所抱怨的那样：“三个月以来没有一点关键性的决定被做出。这场战争一直在根据战术目标展开，而没有一点有意义的达成战略目标的行动。”

  这一失败的结果在两个关键的领域展示了出来：解救10月7日哈马斯劫持的人质的谈判和控制埃及与加沙之间的边境，包括拉法口岸的检查站和被以色列人称为费城走廊（因2005年以色列加沙撤军的费城协定而得名——译者）的沿边境的狭长地带。在两个问题上，战时内阁早就应该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周决定其行动方略。参谋长和一些战时内阁的成员反复要求讨论、决策和方案。然而内塔尼亚胡拒绝了这些要求——不是因为任何国家安全考量，而是因为他需要保护他那薄弱的、与狂热的执政联盟，而这一联盟视完全征服加沙于人质协议之前，并寻求将加沙人转移出这片领土，甚至在那想要恢复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

  今天，以色列认为未获释的136名人质中只有一半还存活。释放他们是一项道德责任，这一责任并不比消灭哈马斯的威胁更重要，但是却更加紧急。这一任务的失败将会是以色列领导层的集体耻辱和一个对于以色列几代人来说的污点。

  一个人质协议是可能的，尽管哈马斯到目前开出的条件都是不合理的，更何况没什么目标是可以不计代价的。以色列是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决绝弊大于利的提议，尤其是当这一提议来自于哈马斯这样的恐怖组织的时候。同时，不停地宣称要消灭所有哈马斯领导人也是不可理喻的：以色列官员正在不停致力于此，可他们又要达成协议释放人质，哪怕明知这些人质中的一部分正作为哈马斯的肉盾。虽然对于以色列来说努力消灭哈马斯高级领袖是完全正当合理的，但正如伊莱沃勒克在西部片经典《黄金三镖客》中扮演的角色所说：“你要开枪就只开枪，别讲话。”

  我并不怀疑内塔尼亚胡想要看到人质获释，但他对于营造自己是一个强人领导，仅仅是被软弱的将军和部长们所包围的形象的强迫症需求会让他唱有反作用的高调。基于他过往记录，他的都只不过落得空洞。过去12年间，他6次拒绝了以色列秘密安全机关辛贝特领导人消灭哈马斯领导层的提议。正当他在作秀的时候，剩余人质面临的风险正在增加，而达成协议的可能正在下降。

  几周以来，拜登对于“日后”的提议已经在内塔尼亚胡政府面前。大多数观察家猜测，基于美国大选日程的现实，这个提议可能会在几个月内过期。没有一点保证确保这一区域的别的玩家会接受这一草案；甚至拜登是否能获得参议院的支持都是不清楚的，而与沙特的协议必须要由参议院通过。同时，哈马斯10月7号袭击的意图也可能就是要阻止正在酝酿中的以色列沙特美国三方协定。新的拜登倡议可能最终会阻挠伊朗来利用他的代理人，比如，来准备他们对于以色列的攻击，或者展开规模更广的战争来扰乱任何进展。

  一份像拜登支持的这份一样的协议可能会被两年前拉皮德或保守派领袖本内特领导下的以色列政府开心的接受，但现在对于以色列公众来说则是个艰难的买卖，以色列公众仍可以感觉到尖刻的痛苦，无比的愤怒，屈辱，恨意，和一种“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是哈马斯“的感觉。这些都是能够理解的人类正常反应。但是以色列最终必须要跨过这些。回想一下我们对于埃及和约旦曾持有的看法。一整代以色列人（我也是其中一员）跟这两个国家打了多场苦涩的战争。但是同这两个国家的有效（虽然可能是冷淡的）和平分别已经持续了将近45年和30年。想象一下假如没有这些协定，现在以色利的情况会有多糟糕——也就能考虑到不要让这些和平协定因为以色列对10月7日的病态回应所破坏的重要性。

  但除了催促以色列人克服恐惧，内塔尼亚胡也在利用恐惧，来支持他们的极右翼盟友，比如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国家安全部长）和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财政部长）。如果他们如愿，结果会是一个灾难。内塔尼亚胡知道这点，但是相信他能够最终靠含糊拖延来安抚并且智胜他们，从而避免最坏情况。

  上周，内塔尼亚胡宣布了他自己的加沙“日后”方案。在这之中，他提议由“不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当地团体实施的文官行政管理。”实践中，这将意味着赋权几个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加沙家族（其中的一部分涉入了有组织犯罪），让其作为市民的公共服务与民事秩序的提供者——一个以色列几十年就尝试过并且不停失败的管理领土的方式。内塔尼亚胡同时还畅想了“加沙人的去激进化，”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要花费几十年。他的方案同时号召取代联合国近东工程救济处，一个控制进入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的联合国机构。鉴于联合国近东工程救济处已经为渗透进其员工的哈马斯所损害，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然而，内塔尼亚胡也没明确其替代品。

  内塔尼亚胡所有提议的症结在于他的方案从来就没解释清楚谁能正当统治加沙。无论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以色列人必须接受三个基本事实：哈马斯不能被允许威胁以色列或者统治加沙，以色列不应该长期留在加沙，加沙人应该留在加沙——他们哪里都不会去。因此，以色列必须决定什么是其可以移交加沙控制权的正当团体。以色列有美国和其阿拉伯盟友们应该承认的正当安全需求。这个团体不应该由外国势力组成：挪威人或者南非人都不能统治加沙。这个团体应该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正当的组织就是改革过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它将逐步接管加沙民事管理的责任，并且伴随着美国和其阿拉伯盟友促使其达到更高水平的治理、透明度、教育和反恐活动。当然，以色列会保留其当新的对于其安全威胁出现时行动的权利。

  内塔尼亚胡的计划拒绝任何单边对于巴勒斯坦国的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对于永久巴以协议中具体条款的国际命令。他不想要什么是很清楚的。可内塔尼亚胡到底想要什么是不清楚的，但以色列人民有权利去了解并权衡。

  10月7日是这一个国家从独立以来的历史上最糟糕的事件。以色列已经作战了140多天（本文写于3月1日），比任何1948年以来的战争都长。以色列国防军对一些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成就是有功劳的，但是它的主要目标——被战时内阁所确定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成。一个临时的人质换囚犯的协议可能会带来一个45天到90天的休战。但是可能会带来更长时间的战争。同时，内塔尼亚胡已经失去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根据最新的全国民调，大约五分之四的以色列人认为他应该是对于导致了10月7号袭击的那些失误负有最大责任的人。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希望他辞职。

  那些拒绝在战争期间变更领导层的人应该学习一下以色列的历史。1973年，以色列仍然在戈兰高地同叙利亚军队交战，同年十月，总理果尔达梅厄在大规模抗议和对她没能预见到六个月前阿拉伯国家发动的奇袭的指责声中下台，尽管她的政党已经赢得了袭击后的重新选举，尽管调查安全失误的官员已经将罪责归咎于军事领导人而免除了梅厄她自己的责任。

  公众不满、10月7日袭击的遇难者的家庭和社区的愤怒和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人员的挫败感仍在增加。内塔尼亚胡的关注点则是自己的政治生存，他绝不会自愿下台。以色列人民站起来并带来变革的时机已到了。埃曾科特，甘茨和拉皮德应该领导这一努力并要求大选，从而让以色列人民可以决定我们将去往何处，和谁将是我们的领路人。这是一个关键时刻。这一时刻需要领导力和行动，在事情变得太迟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