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5日下午5时30分，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的崇文街派出所送走最后一名办事群众，老办公楼“落锁”。

　　5月16日上午8时30分，派出所新址办公楼正式启用。这个与新中国同龄、见证古城70年变化的派出所乔迁，让从警30多年的社区民警黄开亮充满信心，“新环境，新起点，我们为群众办事更要有新作为”。

　　70年，中国人民走过了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豪迈历程。从一穷二白迈向全面小康，从百废待兴迈向文明富强，中国社会发生了沧海桑田、万象更新的巨大变迁。

　　70年筚路蓝缕，70年栉风沐雨。新中国持续推进社会领域变革、坚定走向社会治理现代化，呈现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的良好局面。中国变成全球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

　　奋进新时代，逐梦新征程。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社会和谐、乡村和美、百姓和顺的美好愿景正成为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在山西省武乡县岭头村便民服务站，村民张晓英（右）和李润红在交流微店销售情况和产品推销办法（2018年7月5日摄）。 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中国警察博物馆里，一台上世纪50年代的八角形旋转人口卡片柜引人注目：重约50公斤，8个箱口被一根铜轴贯穿，5万张人口信息卡片按姓氏分门别类存放。

　　新中国成立初期，年满18周岁的城市非流动人口根据相关规定应建立人口卡片。而70年后的今天，一个全国统一的人口信息库已加载了10多亿人口的户籍资料信息。

　　一位新生儿的父亲正沉浸在初为人父的喜悦中，他迫不及待地打开“闽政通”APP，拍照上传他和爱人的身份证等资料，孩子的出生登记和户口申报随即完成。

　　从手工记录存放到现代化信息系统存储，从窗口排队到APP办理，标注着一个国家走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步步足迹，见证着时代变迁中百姓获得感的持续增强。

　　70年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不断推进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创新，实现巨大飞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大力革除旧社会弊端，加快建立新社会秩序，以强大管控能力、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成功地应对了各种困难与考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通过最大限度把全社会组织整合起来，形成最广泛的社会共同体，凝聚起建设新中国的磅礴伟力，改变了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195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此前后，国家出台婚姻法、土地改革法等一系列法律和法规，建立了城乡基层社会运行的组织系统与制度基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治理现代化步入发展新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重视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社会运行进入活而有序的状态。

　　各级政府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突破城市“单位制”“街居制”的约束，有力推动和引导社会流动，特别是人口在城乡之间、农村之间、城市之间以及企业之间流动。

　　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社会治理领域改革创新，我们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

　　习深刻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

　　这是中国社会治理的理念之变——70年，逐步从社会管控、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

　　从管理到治理这一字之差，成为党和国家社会治理理念深刻革命的生动写照，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新飞跃。

　　“这是从传统的社会管控、社会管理理念和思维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社会治理创新思想的重大飞跃，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念引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魏礼群说。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社会治理理念的创新正转化为社会治理实践的优势，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老人在福建省武夷山市社会福利中心唱歌（2018年11月1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 摄

　　作为一个近14亿人口、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这个成绩来之不易：我国每10万人中发生命案数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度达到95%以上。“平安中国”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社会治理既不能管得太死，也不能管得太松，必须刚柔并济、宽严适度，有力地推动社会迸发活力又和谐有序运行。

　　“那时候海南保亭地区的交通很落后，路上没什么机动车，也没有红绿灯，车随便开，也不需要交警在路面指挥交通。”今年84岁的王大修，50多年前在当地交通部门工作，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

　　江西省樟树市交警大队二中队民警在淦阳街道杏佛社区的少儿图书室为小朋友们讲解交通安全知识（2018年4月11日摄）。 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 摄

　　王大修描述的这段历史，在现任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曾繁江看来颇感陌生。曾繁江说：“现在，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路面交通情况，我们借助科学技术手段能轻松实现执勤执法、事故处理等实时动态监督。”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今非昔比。通过改善民生与创新社会治理，不断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良好社会秩序，使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安徽舒城县晓天中心小学学生在吃营养午餐（2018年1月12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70年，中国创造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的人间奇迹。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82万元；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2%。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2018年的77岁。

　　社会治理变革，是新中国发展历史变革的缩影。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变成全球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社会稳定功不可没。

　　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捍卫中国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依法严惩涉黑涉恶、涉枪涉爆、盗抢骗、黄赌毒、食药环等领域突出违法犯罪，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有效应对各类社会矛盾风险，统筹做好矛盾风险排查预警、防范化解、应对处置工作。

　　纵观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变革历程，这是中国带领全国人民坚定不移探索、开拓和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

　　在这艰苦卓绝的征程上，既有高歌猛进，也有曲折徘徊，更有飞跃变革，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每晚7点，一支由群众组成的巡逻队伍，身着统一服装，在派出所民警带领下，活跃在枫桥镇大街小巷。所到之处，人们倍感安心。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红枫义警”。“红”代表党建引领；“枫”代表“枫桥经验”。

　　浙江省诸暨市红枫义警工作人员（右一、右二）在枫桥镇调解群众纠纷（2018年10月19日摄）。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1963年，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如今，党建引领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灵魂，基层群众、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治理，成为鲜明特征。

　　56年慷慨激昂，“枫桥经验”从枫桥镇发端，在全国开枝散叶、硕果累累，成为社会治理的典范。

　　中国社会治理点多、面广、难度大。一个近14亿人口的大国，治理没有现成经验可循。

　　历史，总在变革中迸发前进的力量。中国人奋进求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写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勾勒出社会治理的和美景象，绘制出新时代的和谐画卷。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到当下的“陌生人社会”，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大潮中，治理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绝非易事。

　　一本本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的户口簿，静静地摆放在云南警察陈列室的玻璃展柜里。卷曲的边角、泛黄的纸页，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变迁……

　　“户口登记从城乡二元分化到一元协同发展，户口迁移从‘农转非’的计划指标到逐步放宽城镇落户门槛，无户口人员从祈盼政策松动到常态化登记解决，户籍制度的持续改革，是中国社会治理演变的鲜活注脚。”云南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总队长徐志勇说。

　　70年，中国农业人口比重减少五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户籍、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保和住房等一系列改革的深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明显加快。

　　“中国社会已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社会、乡村社会，逐步向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转变，城市化水平大幅度的提高；由封闭半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魏礼群说，“整个社会日益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现代化的特征。”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但已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企业和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社区居民组织、社会公众等都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任务。

　　坚持党建引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是贯穿社会治理的一条红线年的违建，现在终于拆掉了。”北京市丰台区马连道欣园东路的居民范大妈指着路北侧的空地，连说“没想到”。

　　一座长期租住近300人、安全风险隐患突出的“公寓楼”拆不动，因为它刚好“骑”在两区交界线上，拆除工作要协调两区的多个部门，难度大。北京开展“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街道吹响“跨区联合哨”，两区执法部门相继“报到”，多年顽疾被合力解决。

　　群众的诉求就是“哨声”。拆除违建、解决交通拥堵、清理“僵尸车”……“吹哨报到”重点是形成条块合力，抓住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这条主线，逐步把公众、社会力量和党委政府的关系从“站着看”变为“跟着干”。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是以党建为引领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范例，其实质是城市基层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变的系统性革命。

　　上世纪50年代初，“居委会党建”应运而生；80年代中期，“社区”逐步形成，进入“街道社区党建”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启“城市基层党建”创新发展阶段，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有机联结辖区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

　　从街道社区党建到城市基层党建，这是对党建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主动适应城市改革发展和城市基层治理的关键之举。

　　时代虽然在变，以人民为中心的赤诚不变。习的话掷地有声——“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夫。”

　　深圳市建设上千个标准化党群服务中心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大连市西岗区组织发动离退休党员组建300多支服务队伍入户走访掌握社情，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推进党组织延伸到网格……

　　以着力提升“政治领导力、组织覆盖力、群众凝聚力、社会号召力、发展推动力、自我革新力”为目标，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

　　建立完善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浙江续写好“枫桥经验”新时代篇章；黑龙江大庆市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人民调解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河南南阳市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促进民族团结……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提高对动态环境下社会治安的控制力。全国已建成各级综治中心64.9万个，其中省级综治中心28个，市、县、乡、村等四级综治中心建成率分别达到了89.6%、94.6%、97.6%、93.7%。

　　人、地、物、事、组织等要素和服务纳入网格，感知社会最细微的变化。全国村（社区）共划分网格257.3万多个，有网格员429.8万人，北京等25个省区市实现网格化服务管理全覆盖，发现、分析、解决、核实反馈问题，更加快捷准确。

　　加大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力度。全国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78.2%，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43.7%，社区对居民群众的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

　　夯实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救助困难群众。建立健全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体系。

　　构建统一指挥、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国家应急体系。2018年4月16日，新组建的应急管理部挂牌，把13项与应急响应有关的职能进行整合和优化，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建设提升到新高度。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只有从始至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慢慢地增加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才能逐渐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些剩下的食物是湿垃圾，装在袋子里。扔的时候，湿垃圾倒进湿垃圾桶，袋子要扔进干垃圾桶。”上海市普陀区开开大楼小区的垃圾分类投放点，今年暑假迎来了20多名“小小志愿者”值守，家住该小区的小志愿者张天喻对垃圾如何投放很熟悉。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作为一部地方性法规，2019年7月1日正式施行，垃圾分类投放正在改变居民以往“一包丢”的习惯。

　　上海，这座特大城市正以法治化、精细化、科学化的方式培养居民垃圾源头分类的习惯。“针对特大城市管理需要，制定生活垃圾管理、食品安全、道路交互与通行管理等法规，推动城市管理精细化和社会治理创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说。

　　社会治理现代化，必然是治理方式的现代化，从单纯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各种方式方法转变。

　　魏礼群说：“改革开放前，国家主要是通过行政措施实现社会的整合发展。改革开放后，逐步重视综合运用经济、法治、科技和必要的行政等多种手段，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推进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民主治理、综合治理。”

　　习指出，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

　　每天清晨，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龙马潭区分局红星派出所民警郭奔上班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电脑，对大驿坝社区的23个居民小区进行一次“鼠标巡逻”。

　　几十年前骑车巡逻，现在依托智能化、大数据平台实现随时调取图像、掌握现场情况。社区警务室接入了泸州市“智慧云护城墙”系统，成为泸州市治安防控体系的智慧“防火墙”。

　　“每半个小时，警务室值班民警就会对重点区域开展一次‘鼠标巡逻’，一经发现不正常的情况，立刻通报处理。”郭奔说。

　　图巡发现大量人员聚集，报告派出所赶赴现场查明原因，将纠纷双方负责人带离现场，及时有效处置；系统从发现目标、人像盲比，到抓获嫌疑人，仅用不到半个小时；电动车被盗，从接警、视频侦查，到抓获嫌疑人仅用3个小时……高科技助力社会治理，令人由衷感叹。

　　网络时代，社会治理方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看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

　　在上海，用“绣花”精神交出一份特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答卷——积极布局城市管理“神经元系统”，升级建设“城市大脑”，已建成1个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16个区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214个街镇网格化管理中心、5902个居村工作站，实现城市管理公共空间全覆盖；

　　在湖北，“智慧警务”建设，带动形成互联、互通的公安信息网，信息技术方法破案数占比持续达到80%以上；

　　在贵州，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务服务“一张网”，“一网通办”全省事，政务服务网上可查询和办理事项达58.8万项；

　　在安徽合肥，企业办事“不求人”“少跑腿”、居民生活“一键通”、堵车与上学等民生痛点逐步解决，人工智能让老百姓享受到慢慢的变多“数字便利”；

　　作为数字中国建设重头戏，我国公共安全、社会治理加快进入云时代。以信息化建设为支撑，对城市监测预警、应急指挥、智能决策、事件管理、协同联动等实现综合服务，让社会治理驶上“高速公路”，正在全国落地见效。

　　为避免“神经末梢”问题上升到“中枢神经”层面解决，在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打通“微循环”方面，基层不停地改进革新实践。

　　——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中最活跃的因子。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约40万个，其中街道社区管理32.7万个，成为城乡社区治理的“减压剂”、完善社区服务体系的“填充剂”。社区居委会、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三社联动”，为社区提供服务、化解矛盾。

　　——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75万多个，人民调解员300多万人。去年调解各类矛盾纠纷953.2万件。到2022年，将基本形成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司法调解优势互补、有机衔接、协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注册志愿者超过1亿人，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超过12亿小时。

　　提升互联网空间综合治理能力，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出清朗的互联网空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

　　制定网络安全法等法律和法规，为依法治网、办网、用网提供基本依据；从打击网络电信诈骗到开展“净网”“剑网”“清源”“护苗”等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惩治网络犯罪决不手软；针对侵犯公民个人隐私信息的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多部门协作配合，形成治理合力，有力筑牢公民个人隐私信息防护墙……从源头治理抓起，解决明显问题，互联网空间日益清朗。

　　联合整治炒作明星绯闻隐私和娱乐八卦、约谈自媒体平台、将违规网络主播纳入跨平台黑名单；网络社会组织“同心圆”工程在各地深入开展，有力推动互联网行业自律……依法管网治网逐步加强，网络生态日趋好转。

　　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正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向新境界——

　　从“小脚侦缉队”到安保志愿者“朝阳群众”，从“刷墙贴通知”到“互联网+社区治理”，更多新鲜血液注入协管共管队伍，从城市到乡村，从现实世界到虚拟空间，“平安中国”打通“最后一公里”。

　　从“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大格局逐步形成，到“好家风建设”“美德在农家”活动在各地兴起，再到“最美妈妈”“最美逆行者”“最美孝心少年”获千万网民点赞，向上向善的力量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演绎。

　　累计制发超过18亿张二代身份证，其中异地办理1000多万张；实施《居住证暂行条例》，彻底告别“暂住证”时代；“最多跑一次”“马上办”“网上办”，公平高效的政务服务让群众成为最大受益者。

　　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200多万例，300多万“老赖”迫于信用惩戒压力履行义务。

　　重点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打造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前线指挥部”，使市域成为风险隐患解决在萌芽、基层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层级。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到2020年，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完善；到2035年，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

　　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到2022年，基本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到2035年，基本形成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目标相适应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处理好治理与民生的关系，从源头减少社会矛盾；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实现社会有序运行与活力迸发相统一、相协调；处理好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强化法治保障、弘扬社会正气。

　　70年，民生加快改善，社会治理逐渐完备，“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闪耀在中国的时代答卷上。

　　从2020年到2035年，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将基本形成，社会充满了许多活力又和谐有序。

　　未来可期，一个更稳定、平安、和谐的中国正在向我们走来……（记者：杨、刘奕湛、熊丰、梁建强、王研、刘邓、吴光于）